忘了穿（微微H）
视线触及的瞬间，俞琬就被烫到似的慌忙躲开，脸轰地一下红了，红得快冒烟，丁点儿也不敢往下看。
克莱恩低头瞥了眼，大剌剌承认。“忘了穿。”
那表情无辜极了，
眉梢微微扬起，眼尾自然下垂，那神情和“我忘了带钥匙”别无二致，仿佛洗完澡不穿衣服上床，本就是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一样天经地义的事。
这栋房子里的暖气烧得够热，壁炉里的火也够旺，穿衣服会出汗，出汗就得洗澡，洗澡自然要脱衣服，脱了衣服又何必再穿？
这个循环逻辑在他脑海中刚转了半圈就戛然而止，因为结论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：不穿，比较舒服。
“你…你什么时候脱的？”她声音颤巍巍的。
她垂着头，下巴都快点到脖颈，视线不知该落到哪里去，明明她记着他出浴室时，还是披着浴袍的。
怎么一晃眼就…
“刚才”
就在她钻被窝，把自己裹成小茧瑟瑟发抖的时候，克莱恩在她看不见的地方，从容不迫地把自己脱了个精光。
这画面一旦在脑子里成型，女孩耳尖更红了，方才哭过的眼睛还泛着红晕，鼻尖也红彤彤的，整个人活像在玫瑰花丛里打过滚的兔子。
落在克莱恩眼里，只让那压抑许久的欲望，又腾地蹿高了几分。
说话间，克莱恩的一双大手已然扶住她瘦弱的肩头，薄唇贴在她的耳尖，重重一吮，那是她敏感的地方，平时连梳头都不太敢碰。
几乎同时，她身体触电似的猛然颤了颤，从头皮到脚趾都泛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麻。
“赫尔曼…”那声音软得快拧出水来，一出口自己都被那声音吓了一跳
克莱恩却没有停，嘴唇从她的耳尖滑下来，滑至脖颈处，故技重施，牙齿再轻轻一咬，那热热痒痒的触感里夹了一点疼。
“嗯啊….”
她的呼吸碎成了片，虚攥着他手臂的指尖不自觉收紧，指甲立刻刮出几道新鲜血痕来。
疼痛刺激欲望，克莱恩的眼睛黯了一个度，那蓝色暗涌里有什么在翻腾，如同关在地窖里的野兽在幽暗中睁开了眼睛。
他低头攫住她饱满的唇。
天旋地转间，那具精壮的身躯覆压上来。
被困锁整夜的野兽终于冲破牢笼。
他沿着她纤细的颈线一路啃噬，留下蜿蜒的绯色痕迹。她的手腕被擒住，十指相扣陷进枕头里，宛如两株树木的根系在泥土深处纠缠。
壁炉的火光将交迭的身影拉长又揉碎，周而复始。
他的额头抵着她的，彼此的喘息交缠成同一首潮湿的乐章。
女孩的呜咽碎成了更小片，有的坠落在他的肩胛，有的湮没在羽绒被间，更多的被他以唇封缄，吞咽入腹。
最后的痉挛同时席卷他们时，她终于哭出声来。任凭那团烈火从结合处蔓延至血脉，焚烧每一寸肌肤，将恐惧、惶惑、联通矜持统统化为灰烬。
她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，是为疼痛，为饱胀，为满溢到无处安放的情潮，抑或仅仅因为这烈焰太过炽热，灼得她只能借泪水降温。
外面雪还在下，老橡树上的莹白已经积了厚厚一层，玻璃上凝结的水雾将冬夜的寂静隔绝在外，而室内的余烬仍在暗燃。
这簇火苗或许，会悄悄烧到天明。
————
火车从柏林安哈尔特火车站出发时，天还没亮。沃尔夫坐在二等车厢的靠窗位置，把大衣迭好放在膝盖上，公文包搁在脚边。
车厢里很挤，有穿军装的，有穿西装的，还有更多拖家带口逃难的，女人裹着头巾，男人拎着皮箱，孩子怯怯缩在大人怀里。
窗外的柏林在晨雾里慢慢往后退，残垣断壁，光秃秃的树，一切都蒙着层灰。
柏林就是这个颜色，他从调来的第一天就发现了，他不知自己为什么忽然想起这个，也许是因为要去日内瓦了，听说那里有很多蓝天。
听说那边的人不聊战争，他们聊物价，聊滑雪，聊哪家巧克力店新出了一款松露。战争于他们来说，不过是收音机里的事，随手一关就没了。
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，低头翻开那份档案，勒克莱尔，线人丁香的真名，这是他托巴黎的老关系从维希政府留下的档案堆里翻出来的。
那人收了叁条美国香烟，骆驼牌，在巴黎黑市上值不少钱，把牛皮纸信封推过来时说：“这人不一定还活着。”
不一定也得去。
因为不去，他就不知道哪里可以去。日内瓦是最后一把钥匙，如果这把钥匙打不开门…
他强迫自己停止这个危险的念头。
沃尔夫是被一阵孩子的哭声吵醒的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睡过去的，也许是过了瑙姆堡之后。
天亮了，窗外的田野从灰白变成了灰绿，越往南，雪越少，绿色越多。
到了巴塞尔，瑞士边防警察上车查证件。沃尔夫平静地递出盖世太保的证件，对方只是例行公事地扫了一眼便归还给他，什么都没说。
这就是永久中立国的处世之道——不站队，不惹事。瑞士人很聪明，只管收着交战双方的黄金，只管卖着百达翡丽，等战争结束，对谁都可以说“我们迫于无奈”。
巴塞尔车站的面包店橱窗里，巧克力可颂摆成诱人的螺旋。在柏林，这样的奢侈品需要天没亮就去排队，而且往往空手而归。
他不喜欢吃甜食，但他看着那些面包，忽然就觉得有点饿。
过了巴塞尔后风景变了。山，全是墨绿色的山，山顶还有雪，忽然间他想起上一次来瑞士是什么时候。
十年前来度蜜月。他和妻子在卢塞恩住了一星期。她喜欢坐船游湖，他喜欢在岸上抽烟。六个月后他们离婚了，他完全理解她。
干这行的人，一年有叁百天不着家，换谁都受不了。戒指被留在梳妆台上，他把它锁进抽屉里、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。
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，低头望着自己的手，十指空空。
日内瓦比柏林暖和。风从湖上吹过来，裹着远处雪山的气息。
沃尔夫站在洛桑大街14号门前，仰望着这栋奥斯曼风格的米黄色公寓楼。
这里的房子长得都差不多。十九世纪末的欧洲资产阶级，用一种相同的审美把自己锁进了相同的盒子里。
此刻站在这，他想的却是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，自己不属于这里。
街上没有人喊“快进地下室”，没有防空警报，没有孩子的哭声从炸塌的楼板下传出来，一切都不真实得像幻觉。
他抬手按响门铃，没人应，直到第叁次，门后终于传来了脚步声。
时间在这里过得很慢，日内瓦的时间仿佛被拆解成钟表零件，这里的居民慢条斯理地组装着每一分钟，从不着急。
门开了一条缝，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。
老太太灰白头发盘在脑后，老花镜滑到鼻尖，身后站着一个驼背老头，双手背在身后，眯眼打量他，像在看一份来路不明的可疑邮件。
沃尔夫的法语是临时练的，带着柏林口音里把“r”从嗓子眼里往外吐的恶习。“勒……勒克莱尔先生？”
老太太默默看着他，那老头从她肩膀后面探出头来，目光从他脸上扫到脚上，又从脚上扫回脸上。
仿佛眼前人是个走错了片场的演员。
沃尔夫穿着毛呢大衣，皮鞋擦得很亮，在柏林，他每天早晨都会蹲在门口刷鞋油。鞋子亮，人就不会垮。
可此刻站在这个门槛前，他忽然意识到鞋子再亮也没有用。